1975年，周养浩被特赦，重获自由后，国家允许周养浩去任何地方，周养浩提出：“我想去台湾投奔老蒋！”谁知周养浩刚出发，蒋介石就死了！
1975年那个春天，辽宁抚顺战犯管理处厚重的大铁门在一声酸涩的摩擦声中开启，对于年近七旬的周养浩来说，这道门他等了整整26年。
在这一年特赦的293名战犯中，这个曾被同僚称为“书生杀手”的男人显得有些突兀，管理人员向他宣布了最后的决定：特赦，且来去自由，没有任何犹疑，这个在审讯室里磨砺了一辈子脊梁的老特务吐出了蛰伏已久的念头：“我想去台湾，投奔老蒋。”
北京方面没有丝毫阻拦，甚至在饯行会上，统战部的领导还嘱咐他早点团圆，周养浩手里攥着政府发给他的厚厚一叠路费，还有那张承载了余生所有赌注的赴台机票，对他而言，这不只是一次返乡，而是一场跨越四分之一个世纪的“述职”。
然而，历史最残酷的笔触往往落在转身的一瞬间，就在周养浩动身南下的1975年4月5日，台北士林官邸的一台电波监测仪划出了最后的直线，87岁的蒋介石因心脏病去世，周养浩并不知道，他视作唯一信仰和归宿的那个人，就在他重新踏入旧世界的门槛时，彻底撤离了。
当周养浩作为“十人回台小组”的一员抵达香港时，那个曾对他“嘉奖有加”的政权已经换了人间，蒋经国接掌大印后，面对这批效忠了一辈子的旧部，给出的不是接风洗尘的酒席，而是冷冰冰的政治审查。
那些曾经在重庆西南特区称兄道弟的故友们消失了，戴笠早已魂断机毁，毛人凤也早已作古，台当局对这批滞留香港的特赦人员只有一重逻辑：在大陆待了26年，谁能保证你没被“洗脑”？谁敢保证你不是统战的棋子？
一纸冷冰冰的批文发到了香港：“身份敏感，不准入境。”
这四个字对周养浩而言是毁灭性的，他曾因怀疑沈醉背叛而要在牢里抄起板凳拼命，也曾在几十年的改造中咬死那句“不能忘本”，可事实是，他守了26年的“本”，在他最需要证明这种忠诚的价值时，把他当成了一个烫手的包袱。
他在启德机场附近的廉价公寓里枯坐了140天，那一平米见方的窗户，本该望向海峡对岸，现在却成了困兽的囚笼，期间，同行的同僚有的自杀，有的心灰意冷返回大陆，有的漂泊香港。
而这个曾经策划了1949年2月6日杨虎城将军血案的“执行者”，最终只能调转方向，求助于美国的亲属。
1975年11月，周养浩登上了飞往旧金山的班机，大陆给了他离开的尊严，他却在自诩的“忠诚”面前输了个精光。
在洛杉矶或旧金山的那些沉默年份里，周养浩成了时代的一个错位切片，子女们忙于在异国扎根，他却依然沉溺在翻阅台湾报纸的墨迹里。
他会一遍遍擦拭那枚早已失去光泽、在异国他乡毫无意义的勋章。那是他唯一能抓到的、能证明自己不是一个游魂的证据。
这种偏执一直持续到1990年，周养浩病逝于美国时，唯一能带给世人唏嘘的，是他那块空空如也的墓碑，上面既没有“军统少将”，也没有任何官阶，仅仅只有姓名三个字，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，在他离世后，中国驻旧金山总领馆送来了一枚花圈。
1949年2月6日的杨虎城，1975年4月5日的蒋介石，这两个日子在周养浩的生命中形成了一道闭环。他用半辈子去偿还那一晚的血债，又用余生去消解那个早晨的信仰崩塌。
历史的账目算到最后，最孤独的人莫过于此：故土早已不复当年的旧梦，而他试图回归的那个“彼岸”，从始至终就没打算为他的忠诚买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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